文／陈芳毓

如果票选“2015下半年最多教育人抱怨的话题”，第一名一定是“行政过量”。

教育部调查发现，访视评鉴、会议研习、公文文书及活动竞赛，是行政压力的最大来源。

今年7月到10月，诚致教育基机会董事长方新舟、台大教授叶丙成、大直高中老师黄益中、瑞祥完全中学主任庄福泰等七位教育人士，不约而同为此撰文发声，动辄数千则转贴。

2.7天一评鉴 工作负担超标

早在2006年，“行政过量”问题就曾登上全国报纸版面。十年过去，透过社交媒体层层分享、按赞，老问题竟然烧出新野火。从9月至今，宜兰等五县市陆续宣布不再配合评鉴规模最大的教育部“统合视导”，台北市等县市支持缩减与缓办，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也出面声援。

开出拒绝视导第一枪的宜兰县长林聪贤直言，评鉴已沦为“形式化”与“造假化”。

行政过量引爆的效应，是行政人员士气低落，导致“行政大逃亡”。

2006年，时任台北市景兴国中校长张勋诚调查发现，民国90～94学年，国中教务、训导、总务主任平均年资仅1.8年，相当五年换3～4人。还有96％教务主任表示，教师兼行政人员，工作负荷太大，续任意愿低。

这个现象如今更严重。2012年，台北市曾发生某国中行政人事未定，排不出课表，开学第一天全校自习的离谱事件。今年暑假，台南市则传出超过20个国小行政团队乔不定，校长们到处拜托老师接主任与组长，“只差没下跪！”

过去长达数十年，行政职大多是教师晋升的光荣之路，老师们还会在参加主任甄试前订做西装。谁能想像，时过境迁，为何行政成了众人回避的“火坑”？

火坑1 评鉴过量 学校被迫造假

9月开学前，宜兰县教育处长文超顺统计出一串惊人的数字：宜兰县学校评鉴多达74项，以每年上课200天来算，教师平均每2.7天要接受一项评鉴或访视；其中，中央部会15项、县府15项，统合视导更占44项，超过六成。

一项评鉴，就要数十页图表与照片，学校得准备三个月到半年。“如果这些工作有益于孩子的学习发展，大家都愿意承担，但一点帮助都没有，”9月中，“教师届奥斯卡奖”Super教师奖得主、高雄市瑞祥完全中学主任庄福泰在得奖感言揭露，为填写评鉴中多如牛毛的表格，主任与组长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师铎奖得主、彰化县二水国中前学务主任杨传峰也说，晚上孩子在写功课，他就在一旁写计划。有次他在主任LINE群组留言，“11点我还在家里写计划。”有人回传，“别难过，我也在学校写。”还有人说，“别难过，我昨天半夜2点还在写。”

这些计划非写不可。因为每项计划，都左右学校的评鉴分数及补助金额。虽然许多计划补助金额仅有区区数千元，老师们仍抱著“多争取一点钱，就能为学生多做一点事”的心情，熬夜苦撑。行政工作为何愈来愈多？是过去十多年逐步增加的结果。

视导逐年增加 叠床架屋

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每年到各县市访视，了解教育政策落实情形，据此分配中央教育补助款，这就是所谓的统合视导。

随著教育相关法规愈来愈多，如2004年的“两性平等教育法”、2005年的“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常态编班及分组学习准则”等，视导项目也叠床架屋、不断增生。地方县市教育局处还会在中央审查项目外，要求学校加码准备，更使行政人员无法负荷。无法负荷的结果就是应付，甚至造假。

彰化县三民国小校长杨恩慈将“应付”评鉴的方法分成四类：“宣导成果照片”（一两张A4纸上贴四到八张照片）、不必“实地访视”的评鉴访视资料（需计划、因应成果照片，学习单、学生作品等佐证资料）、到校“实地访视”的评鉴访视资料（动辄上百个资料夹，并准备简报、会场布置等）及上载资料（将书面文件、影音资料上载教育部及局处网站）。

这些乍看不难，其实繁琐。例如本学期才开学第二周，就有阅读、国防、交通安全、性别平等、家暴、爱滋病、毒品、友善校园等项目要宣导；今年适逢多事之秋，时事宣导爆量，又新增了狂犬病、空污、韩国MERS、八仙尘爆、登革热等。每一项宣导，学生都要看影片或听简报。

但宣导用的都是上课时间，老师非但课赶不完，还得拍照“作成果”；加上评鉴没有考虑区域差异，一个指标全国通用，衍伸出许多荒谬现象。

一位离岛校长说，交通安全宣导的项目之一是遵守交通信号灯。但离岛车辆稀少，连红绿灯都没有，为了拍照，只好商请员警指挥交通配合演出。

又比如，“环境教育”其中一个指标是“二手制服回收量”。但有些学校已改穿便服，不填，会被催缴；填了，就是造假，使老师陷入两难。

评鉴像作文比赛 只求高分

为节省时间，有学校趁开学典礼校长致词，轮流换背板和海报拍照存证，一下是反毒，一下是交通安全，当著学生的面造假。

拍完照，老师要再花40到100小时将资料搭配学生作品，装进一个个资料夹，做成精美的书面访视资料。

日前有一所新北市学校在网络上贴出评鉴的照片，只见偌大的室内体育馆内，排著五列数十公尺长桌，上面依主题摆上数百个资料夹，供学者专家审查，壮观场面仿佛年度书展。

“评鉴是一场作文比赛，”台中市忠明中学图书馆主任陈建铭直言，“不是看谁做得好，而是看谁有办法拿高分！”

庄福泰推测，主管机关的观念是“有拍照=有成果”，但真正将观念落实在教学的老师，却不会被看见。

杨恩慈质疑，“为何需做报告？问题出在不信任老师。”

虽然有些资料可上载网络，表面上环保又省事，但由于学校设备大多不够雪铁龙，网络经常塞车，或传到一半显示“上载失败”，行政人员就一下午被困在电脑前。

宜兰县光复国小教务主任朱尧麟的电脑萤幕周围贴满便条纸，写著密码、电话与联络人姓名。每一张都代表一个专案。

他的社会课，被日本学习共同体大师佐藤学誉为“最好的国小社会科教室”之一。“我宁可花20节做学习共同体，也不想花20节课填这些表。”他对于无法将时间花在教学设计与传承经验，感到泄气。

愿意接行政的老师，多少有改革的理想；如今变成每天应付公文与评鉴，自身难保。

火坑2 7000多份公文 99％是垃圾

另一个使行政触礁的冰山，是仿佛永远批不完的电子公文。

一位国中教务主任告诉庄福泰，过去一年所看的公文量高达5500份，平均一天看15份；完全中学的工作量加倍，庄福泰开学第一周就看了近 180份公文，平均一天36份，一年工作200天，总计要看7000多份公文，但“99％全是垃圾公文！”

这些公文，多是各政府部会的政策宣导，透过教育部层层转发到基层；由于许多单位不看内容，先转再说，常使收件人啼笑皆非。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校长、宜兰县教育处前处长吴清镛任高中教务主任时，就曾收过“国王企鹅财产编号”公文。

当时台北市立动物园购买国王企鹅，行文到北市政府，再转至财政部编列财产编号，财政部便发文公告全国单位。一来一往间，一页电子公文就成了三页。

近十几年来民意代表气焰高张，民粹当道，来自质询的需求，同样使学校疲于奔命。早上收到，下午就要资料，每周至少一次。

前阵子新旧课纲争议，许多学校就收到“贵校用哪个版本教科书的公文”。这种公文一来，老师就得放下手边工作；在外开会到一半，也被“夺命连环叩”紧急召回。还有国小主任收过“全校洗手台数量统计”和“先总统蒋公铜像数量”的公文，虽不知所谓何来，也只好全校走透透数清楚。

8月苏迪勒台风隔日，多数县市仍风大雨大，学校却须在下午3点前回报灾损。云林县华南国小校长陈清圳冒险出门勘灾，在脸书上贴出山区风雨交加、山路上树木横陈的照片，自嘲在横越“赛道”，“学校应该设议员服务处！”杨传峰挖苦道。

因为公家单位间缺乏统整，也导致学校得反复提供类似的资料。台北市一所国小教务主任先收到“受损房舍统计表”；填完送出后，隔天又收到另一个单位要求统计“受损树木统计表”；新北市一所国小先收到“总统蒋公铜像数量调查”，不久又收到另一个单位询问“蒋介石铜像数量调查”，不胜其扰。

文超顺认为，国小老师被视为公务体系中“最乖”的一群，公部门的政策执行便多推给国小。最近甚至有立委提议，要将学校认养流浪狗的数量列入校务评鉴，引发哗然。

“我们最希望教育部做的，就是挡下其他部会的要求，”杨恩慈说。电子公文虽然快，却也使公文发送变得浮滥，省下了纸张，却浪费了更珍贵的人力。

“速度，没有使我们更轻松，反而更忙碌，”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民也认为学校已被电子公文“奴役”。

火坑3 电脑补救教学 本末倒置

补救教学，也是统合视导中相当重大、繁复的项目。

过去，学校可自行决定如何协助学习落后的学生；近两年，教育部推出一体适用的电脑补救教学测验，各校国英数成绩后35％学生都须参加补救教学。

每年9月，学校先举行前测，确定学生程度；2月与6月再实施中测与后测，了解进步状况。等于同一个人一学期要测验三次，全部以电脑选择题测验。

举例来说，一个1000人的国中，就会有1050人次测验；但一间电脑教室一次只能容纳30人，得动员四位老师点名、排除电脑与网络问题。一次测验，分35节课、动员140人次才测得完；加上得利用上课时间施测，原本学习落后的学生，反而得缺课去参加测验，本末倒置。

位于云林古坑山区的华南国小，因为经常测到一半网络断线，申请“改善网络计划”，却因教育处没有预算被驳回。

庄福泰认为，学生学习落后的原因及需要的补救方式不一，电脑选择题难以测出程度。

他推测，这项政策可能是配合大学教授的研究，才会设计出严谨、却不符教学现场需求的执行架构。在庄福泰发言抨击后，教育部宣布，明年将减化补救教学施测方式，也可用纸笔画卡取代电脑测验。

又比如，为了要帮助成绩后段的孩子，教育部今年推动差异化教学，要求校长与老师参加研习与会议。但是有许多老师反映，讲课的都是大学教授，对国中小教学现场帮助有限，也引发“用国家资源成就个人研究成果”的质疑。这类研习一个月至少一场，正式老师去研习，学生就交给代课老师。不只加重财务负担，也牺牲了教学。

火坑4 总务易被告 宛如走钢索

许多人不知道，学校的修缮与采购事宜，地方教育局处并没有统筹单位，全由学校个别处理，导致学校行政人员还要处理金额巨大、涉及建筑专业的专案，如兴建校舍，从采购、签约、发包到监工，都要老师执行。

一位偏乡国小总务主任说，上任第一年，学校为迁建买了一块8000万土地。他代表签约、变更地目；兴建校舍时，同样由他发包、监工与验收。他每周要上采购法规课程，还要请教有营建经验的家人，校务与班务则利用放学后处理，才顺利完工。事后他才得知，前两任总务主任听说要兴建校舍，就立刻申请调校。

辛苦就算了，但行政法规专业度高，稍有不慎，就可能触法。

2013年，新北市38位校长涉营养午餐弊案遭起诉，人数创纪录，却引起众多争议与声援。因为许多人并非恶意侵吞公款，而是不谙法规才葬送清誉。

新北市江翠国小总务主任朱大维坦言，没拿到标案的厂商认为程序不公，或学生跌倒受伤，家长认为是学校设备问题，就会提申诉，“做总务得常跑法院。”

“我常觉自己在走钢索，”南投县头社国小校长洪旭亮也感到无奈，“不是学校专业的东西，就不该学校做。”

“行政支持教学”何时回归？

诚致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方新舟借用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话，评鉴已严重干扰教学，应全部归零，只做必要的项目。

面对基层反弹，教育部终于在10月中回应，去年起，每年减少现有视导项目15％，两年已合计删减30％，甚至考虑“归零”。明年预计将再删30％。但基层感受却非如此。

目前，行政减量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是变本加厉，”杨恩慈直言，明年1月即将统合视导，教育部却尚未宣布删减的评鉴项目，现在，各县市教育局处依旧照去年评鉴项目搜集资料。

“主任，我是一个不尽责的爸爸，”有次，学务主任告诉杨传峰，他也很想回家帮自己的小孩洗澡、陪他读书，“但事情真的做不完。所以每次面对自己的孩子，都觉得好愧疚。”杨传峰当场泪洒教务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海耶克（F. Hayek）曾说，“通往地狱的路都是善意铺设而成的。”因为不了解基层与缺乏沟通，评鉴没把关，反成拖垮行政的凶手。

主任与组长仍得像希腊神话中的薛西佛斯，日复一日推著行政的大石上山，不知何时才能回归“行政支持教学”的初衷。把老师还给学生吧！而非把力气用在应付层层长官与民意代表。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11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官网】
【立即购买远见杂志11月号】

更多评论：草根影响力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