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芳毓、陈信佑

距离茶叙还有十多分钟，中研院研究员、博士生已陆续来到会场入口，大多数是穿T恤、Polo衫的中年男子。这是中研院院长廖俊智自6月21日、上任三个月来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同仁茶叙。

身穿合身西装的廖俊智准时抵达，微笑快步跑进会场，人群仿佛红海般自动分开，簇拥他走向讲台。听众约有120位，夹杂两、三张西方脸孔。廖俊智笑著问，“有人听不懂英文吗？”随即切换至英语模式。

第一张投影片，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苏思博士（Dr. Seuss）的书《Oh, the Places You’ll Go》段落。当廖俊智念到“You can steer yourself, any direction you choose.（你想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时，停了下来，“没错，我们大概是台湾唯一能说这话的研究机构！”全场紧绷像根琴弦的气氛，在笑声中松了。

今年3月至6月，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一度沦为学术肥皂剧主角，先是前院长翁启惠技转争议，后有院长选举程序疑虑，院士隔空叫阵，“派系”“黑箱”传闻满天，连“重新选举”“废中研院”主张都出现。

5月中，第一高票的廖俊智率先从加州传真公开信，表示无党无派，要求总统确认选举程序，“外界有许多不实的传言，于此亦特别加以澄清。”

周周发新闻，向大众沟通研究成果

有人说，“善于沟通”是廖俊智获选原因之一。他以“家中有事、回家帮忙”，说明接下中研院长的心情。立委反问，“哪个家？”他答：“广义的家是台湾，狭义的家是中研院。”

回台湾三个月来，他已深刻感受到，中研院像棵刚被舆论雷噼的树，此刻最要紧的，是集成内部意见；对外，则要主动让社会了解中研院在做些什么、有什么贡献。

他发觉台湾人重视单向表达的报告，缺乏彼此倾听的讨论，每天中午找研究员吃饭、脑力激荡；一个半小时的茶叙，他讲半小时，其余用来问答。

去年一整年中研院只发出20多篇新闻稿，多为争议声明；但今年8月后，公关组从一人增至三人，周周发新闻稿，沟通研究成果。

前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长、院士贺曾朴肯定新做法。副院长周美吟形容廖俊智“非常energetic（精力充沛）”，有时傍晚6点半还召集会议，“中研院的确该动起来了。”

中研院在挑战中选择了廖俊智，而廖俊智则是决定回家接受挑战。苏思博士的小书，谈的正是困难时抉择的勇气，“Your mountain is waiting. So……get on your way！（山峰正在等著你征服，起程吧！）”书中最后两句话，是给中研院，也是给他自己的。

廖俊智在美国留学、工作30多年后回台湾，对这个社会、对中研院有何观察？又有哪些事情想推动？以下是专访精华：

不该只用“商机”衡量研究影响力

《远见》问（以下简称问）：回台湾三个月，你最忙的是什么？

廖俊智答（以下简称答）：3月到6月，中研院遭受很大的关注。我希望跟院内同仁沟通，“为什么我们做这么辛苦，别人无法了解？”

台湾社会对研究人员比较不了解，研究人员也比较不晓得社会的期许跟规范。

做研究不像开公司，可以每年算业绩，做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投资，也不见得能够成功。如果每年算KPI，会把人眼光变小，追逐枝微末节的题目，无法激发创意和热忱。

社会需要了解，不是每一种人都要做同样的事，或接受同样的标准；每个人该有不同的标准，就像举重选手跟篮球选手的训练是不一样的。

这几年，科学从基础到应用的时间缩的非常短。例如生技医药发现一个技术，大家马上就想像10年后会有新药，似乎把商业化变成影响力（impact）的标准。

但我不太赞成以“商机”来衡量研究的影响力，该用它对社会的嘉惠程度（benefit），像是“救活了多少人”“节省多少能源”“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来衡量。

问：你长期在海外，回来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答：我回来前并没有什么幻想，遇到的问题大部分都在预期当中。唯一比较意外的，是会议比我想像的多一点。

我几乎每天都在开会，9点上班，晚上6、7点才开始批公文，7、8点下班，但东西带回家继续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开始做自己的研究。

另一个比较意外的是，台湾社会比较不习惯讨论。大家会提问，但提问是为了表达意见，不是讨论。我希望有像是脑力激荡的讨论，讨论就算最后没有共识，但还是可以厘清问题。

大考题目上报，台湾教育过于关切枝微末节

问：中研院因为浩鼎案受到很大冲击，至今有哪些后遗症？

答：当然有后遗症，大家对技转这件事，充满疑虑跟焦虑。从外面人看，觉得疑虑，里面的人很焦虑，想做却又不敢做，感觉做了会无意间触犯什么法条。我想社会需重新检讨，技转的用意做什么？研究人员如何合理从中取得一些奖励？

我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中研院智财技转小组，建议参考美国做法，所以小组就组团到美国考察几间名校，把法规制度带回来。

我从报上看到，有人说台湾教授不行开公司，美国教授可以。其实美国教授也不行开公司。

美国教授可以持有股份，当共同创办人、当顾问，但不能在公司任职或参与经营。美国大学规定，教授每周5天可有1天到业界当顾问，这部分收入不需缴给学校，但是要揭露。

但有两种情形例外：一种是教授跟学校请假期间，可以去业界任职；第二种情形是，研究不那麽发达的学校，可能网开一面，让教授去开公司。

问：你觉得台湾的研究环境跟美国的差异在哪里？

答：美国整个社会并没有每天盯著研究员发表了多少论文，当然也是因为美国社会比台湾大好几倍。

我常说台湾是地方小，回音很大，一个人讲话就很吵，美国因为大，所以就发散出去，报纸上讨论学界的问题其实很少。

从好的角度来讲，台湾很重视教育。我们国中、高中大考题目会上报，美国绝对不会写哪间学校考了什么。

我没想到30多年回来，报纸还在报大学入学考试作文题目是什么，今天数学考得多难多简单，物理化学考什么趋势？这个很奇怪，台湾社会对教育关切到枝微末节的地步……有些关心是好的，但有时候爱之、害之，所以不要太过关切。

研究人员也是，不需要盯著研究人员，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有什么KPI、预计什么时候成功？

基础兼顾应用，把研究做到世界最好

问：到中研院后，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答：这要牵涉到“优先”和“紧急”。“紧急”是马上要做的事，比如像解决智财的事，才不会有人误踩红线。“优先”则是很重要，但不见得很紧急，但做好以后，20年后人家会觉得中研院很棒。

优先的事，是把中研院回归基础研究，但兼顾实际发展，把研究做到世界最好，且重质不重量。以基础研究为主，就不会一直想去发表小篇论文。

中研院有1000个研究员，有些人做应用，大部分还是做基础，有些人两个都会做。我跟同仁强调很多次，并非要一个人同时做基础和应用研究，可以一段时间只做基础研究、不管应用。

以前想法是，基础研究跟应用研究是完全分开的。以我来看，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没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实用），最基础的东西，最容易应用；就像地基打得好，大家都抢在上面盖房子。

研究的“有用”，不见得是社会你我的“用”，也不见得是赚钱、变成产品的“用”，也可能是解决大家思想上的“用”，现代文明很多都创建在这种“看似无用”的事情上。

两、三年前，我们有个很有名的院士张益唐，在美国取得博士后，七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去速食店打工。结果，他证明出数百年无解的数学问题，轰动全世界，大家为他鼓掌叫好。假如真正能解决学界这种公认难解的问题，也是会被肯定，但这些都需要时间。

人才断层非台湾独有，创造重视研究的环境

问：这几年高等教育碰到人才断层问题，中研院是否也面临同样问题？

答：人才断层不只是中研院问题，也是全台湾，甚至大部分已开发国家的共同问题，除了美国。因为全世界好的人才都往美国去。

人才问题并非台湾独有，台湾不需要过度自责，我们要看的是，如何在短期内要吸引更多人才到台湾来，中长期则要想，怎么样鼓励年轻人向学。

短期，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全世界认为台湾是重视人才的地方。我们希望全世界了解，中研院能提供非常好的研究环境，要求成效，也信任你的能力。无论中研院或大学，都应该打造这样的环境，而不是要人才一天到晚写报告。

长期，要让年轻人觉得，念博士前途是光明的，但台湾现在没有这样的氛围，“博士卖鸡排”新闻多耸动，工商界也一直说学用落差。我倒觉得，学术界训练的人才是要训练做事、解决问题跟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不是职前训练。

博士需要与人沟通，包含口语的表达或是写论文，需要很好的写作能力，这些都不是学士阶段可以受到的训练。但是年轻人只是看到“念这个将来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我并不是说要重视学位，而是要明白，学习过程中所受到的训练，比学位本身还要重要。

中研院也遇到挖角问题，这跟台湾整体薪资结构偏低有关。但这是“重要”，而不是“紧急”，没办法在几天内解决。我们饼就这么大，宁愿集中资源来找最好的人。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10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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