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玛利

只要经常在国际间活动的台湾人，一定对近几年来台湾快速流失的国际竞争力忧心忡忡。

不久前，我与一家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台湾高阶主管聊天。我请教他们今年业绩如何？他们回答：当然很惨。甚至一份最新业界调查，四大的台湾合伙人平均年薪已在亚洲地区倒数第二。

他们反问我，“你不觉得，我们今年活动办得比以前少很多吗？”由于经费减少，以往办活动必备的点心咖啡茶等，有时会被要求取消。本以为四大是国际级企业，会跟著台湾客户跨国发展，或许可不受台湾内部影响，没想到也深陷困境。

为什么状况这么糟？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解释不外乎：政府施政优先级错了，例如该尽快通过的法案一直没下文。以金融业期盼已久的监理沙盒为例，一直没通过，业者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深怕触法，导致政府推动金融科技口号喊得响亮，但业者真正能做的有限。

人民对未来悲观 用脚投票离开家乡

近年来，这股沉重的无力感早已深入各行各业人民心里，几无幸免。普遍情绪是，悲观、失望、无能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敢想未来。即便努力跟政府建言，也不能改变什么。

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的人愈来愈多，但更该注意的是，那些根本不会走上街头的人，已有愈来愈多人默默用脚投票，离开台湾。

6月中旬《远见》出版《一次看懂大学考招、108课纲》专刊，文中分析，过去五年来台湾资优高中毕业生，愈来愈多选择到海外就读大学。

截至专刊出刊前，北一女申请国外大学的录取人数从23个倍增至今年50个；建中也从去年29个成长到今年42个，师大附中约40名。还不包括其他学校的出走高中生。台湾不少大学校长、教授，也不看好台湾高教，纷纷送子女到海外读大学。

本期《远见》最佳大学排行榜，调查全国100多所大学校长、副校长意见，他们对台湾高教的国际竞争力充满忧心，最希望政府放手。

6月21、22日，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邀请三次普立兹新闻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马斯‧佛里曼来台演讲他的新畅销书《谢谢你迟到了》。七年前他曾经来台。本次离开前他分享观察，七年前他感觉台湾还是充满希望、乐观，但这次他感受到整个氛围变得很悲观。为什么？本期有精采报导。

几年前，一位长期在大陆与海外发展的朋友跟我说，“台湾有可能变成大陆的花东。”便宜、舒适，但步调慢、相对贫穷，年轻人缺乏机会。真的会被他说中吗？

回想起2015年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曾邀请《大数据》作者迈尔‧荀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来台演讲。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教书，对英国的观察是过去100年来都在忙于“管理衰退”（managing the decline）。看来，台湾也一样。

近年来像我这样忧心忡忡台湾的文章，不知道多少篇了，若要把文章叠起来，恐怕可以绕行台湾好几圈。但又如何？写完，日子又回到焦虑中。焦虑台湾，已成为我们的新日常。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7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官网：https://goo.gl/5S7h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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