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文:田卡
(图为大陆版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图书封面)
一向对中华民国(大陆时期,1912年-1949年)的中国历史感兴趣,听说巴巴拉·塔奇曼写有一本关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作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关于这段民国历史,美国力量是重要参与者,但我从没看到过以美国视角看待这段历史的作品,这给了我阅读此书的最初动力。
巴巴拉·塔奇曼是美国作家,凭借描写一战发生前一个月历史的《八月炮火》以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经验》两次获普利策奖。其历史作品写作功力由此可见一般。
(图为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她以《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我把阅读此书的关注点放在了作者对美国在华经验的详实描述上面,反而对贯穿全书的史迪威将军——美国四星上将、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名义上的蒋介石总参谋长——的关注比较少,史迪威的个人经历对我来说只是阅读此书的引子。在书的开篇,通过他在中国的武官经历,巴巴拉对军阀混战期间中国的社会状况做了精细刻画,有对各路军阀的评价,有通过史迪威交往的普通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洞悉。
除此之外,开篇部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在引发国内五四运动的同时,这个位于遥远黄海之滨的半岛的命运竟然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激烈斗争的焦点。由于巴黎合约有此“显著罪恶”,并且威尔逊总统把国联与和约联系到一起,他的反对者抓住此把柄在国会阻止美国加入国联,同时,由于美国公众和政府感觉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了中国的利益,由此让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罪感。以及辛亥革命者许诺的自由、中华民国与美国相似的共和政体、亲华宣传、蒋介石的基督徒身份,美国在华长达一个世纪的传教工作形成的对中国的责任感,以及后来对日战争所引发的同情,退还庚子赔款,罗斯福有关战后中国成为强国的理论,当然最基本的还是美国在太平洋国家利益的权衡。种种因素叠加,使美国对中国这个国家抱有特殊的感情和非常高的关注度,是负罪感、监护人和幻觉合成一体。隐藏在书中纷繁故事的背后,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美国试图使中国变得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
但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却并没有成功,甚至走向了美国最不愿看到的反面,另一种意识形态统治了这片国土,中国政府没有变得跟美国政府一样。
作者详实的历史资料还为读者全景式展现了民国时期中国局势的复杂。蒋介石在北伐后,军阀混战格局得以初步改变,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在中国达成了一个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力平衡。但国民党内部矛盾、共产党、日本势力,这些利益纠葛贯穿全书。
在本书沉闷的中间部分,唱主角的是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的努力、他和蒋介石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麻烦。二战时期由于中缅印战区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并且美国没有在此战区投入地面作战部队,这使得史迪威将军成了“光杆司令”,战区内的英军、国军实际上都只是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对于史迪威敷衍了事。
但即使这样,史迪威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手中掌控的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权,使自己的作战目标得以缓慢推进,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华民国的整个官僚体系的低效腐败让人绝望,蒋介石的不以才能选拔属下、任人唯亲所造成的国民政府高层的短视无能,以及他在军事指挥中的优柔寡断让人印象深刻,书中对蒋介石个人品质做了较多负面分析,我很想通过已经公开的蒋介石个人日记看看在此期间他的心境。
史迪威本人对蒋介石持批评态度,称其为“花生米”,他认为“在中国除非除掉蒋介石,否则毫无办法。”但其他的选择是什么呢,对此在当时毫无答案。面对一个靠著美国援助支撑的一个腐败、低效且毫无希望的重庆政府,美国只有毫无选择的继续选择支持下去。
而当时的共产党成功的对外宣传将自己打造成了积极抗战力量,它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也显得不那么显眼了,罗斯福总统提到中国共产党时,总要在前面加上“所谓的”几个字。与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他们从基层起都有严密组织,而且因为得到公众支持而具有力量。这个党派拥有自己的武装,它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得到史迪威将军的赞许,甚至曾设想过在中国远征军中安插百分之二十的八路军部队,这当然遭到了国军的反对,国军将领的理由是如果每个连队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那么半个月后整个连队都会变成共产党。侵华日军统帅冈村宁次也曾对八路军作出评价:“内部团结、作战勇敢”,是他最钦佩的中国作战部队。
史迪威将军还曾在宋美龄面前称赞过共产党力量,赞扬他们的清廉高效,宋美龄回应了一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出于对共党的深刻认识,抗战后蒋介石抵制联合政府,因为这意味著国民党主宰的结束并为“更加雄壮,更加受欢迎,并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开辟了扩张影响力的新天地,也许最终可能控制国民政府。然而,如果未能跟他们达成协议,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认为这会招致“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危险”,而事实正是如此。
史迪威看到了中国陷入长期内战,并且美国对此毫无办法的前景,对此他在1945年的建议是“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1946年10月1日,在中国担负斡旋使命的马歇尔通知对张家口发动进攻的蒋委员长说,除非立即找出跟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将停止斡旋。结果蒋介石未作任何让步。12月,马歇尔亲自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过于强大,无法在军事上击败,只有合谈才能避免中国经济的崩溃。蒋介石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1947年一月,华盛顿宣布中止斡旋并撤出了美军。
在本书的结尾一段话,作者借助一位美国将军之口,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史迪威得以改革中国军队并造就一支90个师的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是他一直想要做的——如果史迪威将军装备、组织并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以完成的话,那么1944年日本步兵就将无法摧毁华南的空军基地,而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也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作者这样的判断显得有点天真,对此费正清认为如果真的如此做了,史迪威按照1944年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那将使他置身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将使美国卷入战后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泥潭”。
很多大陆人对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怀有好感,看完此书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因为现实不太美妙而对前朝美化罢了。单考虑地缘战略方面,如果国共内战国民党真的取胜,中国会怎样呢?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政治上对美国的倚赖,以及东北地区又由苏军占领的现实,冷战时代的中国很可能面临像德国那样领土主权被人为割裂的处境,也就是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没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中国共产党竟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便消除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不久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解放战争中共胜利的真正价值在于使中国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地位。然而中国大陆解放后的前30年发展历程依然出乎意料的令人匪夷所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人祸接踵而至,很遗憾我们失去了太多做出改变的好机会。
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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