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以涵 Photo Credit: Sarah Joy (CC BY-SA 2.0)

从2009年参与“若水”担任实习生、2010年进入美国独立顾问公司服务社会企业、再到2012年与伙伴们创办了“社企流”这个平台至今，我在社会企业领域的学习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

而政府将2014年订为“台湾社企元年”，近两年投入许多资源、大力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也让我常开玩笑说，自己仿佛见证到这个产业在台湾的起飞阶段，“创立社会企业”成为许多人的职涯选项，像社企流这类“服务社会企业”、原先有点冷门的中介组织，也在政策挹注下多了不少。

这几个月来，我外出演讲、开会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便是，“觉得新政府上任后会如何看待、发展社会企业”。这次《报导者》请我从社会企业工作者的角度，提供新政府就职百日内的施政建议，我想是个很好的整理跟呼应，因此提出浅见如下：

在思维上，鉴古知今、不被KPI绑架；在行动上，与私部门各有擅长、分头进击。
首先，建议新政府先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经验。

这几个月来社会企业界最常讨论的便是：目前执政者非常重视社企，新政府上任后是否会全盘推翻前朝政绩？

可见大家或多或少皆担心，政策会因为政党轮替而中断、转弯或归零。社会企业并非单一产业，近两三年来，以各社会企业欲解决之社会议题、或注册立案的型态来稍微分类，便已横跨经济部、劳动部、卫福部、教育部、内政部、农委会等部会，因而许多公部门及相关法人组织，皆对国内外社会企业发展进行了通盘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建议新政府上任后，可先充分了解前任政府在处理社会企业议题上的经验与学习，包括设定目标、采取策略、达成效益、个中优劣等，民间也有许多汇整社会企业创业者草根智慧的著作，如《社企力》、《让改变成真──台湾社会创新关键报告》、《我们，创爱的业》、《我们的小幸福、小经济》等可供参考，之后再就新政府在投入支持社会企业上的目标（是促进兼容经济发展？还是降低失业问题？）与架构（由经济部掌管？由劳动部主事？）进行讨论，如此的政策规划会更完善，而非从零开始。

其次，建议新政府抛开以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关键绩效指标）为导向的思维。

无论国内外，我所认识负责社会企业发展的政府部门代表，都是非常认真做事的前辈们，但碍于政府采购及预算制度的僵化，必须要在较短时间内看到施政成果，以及将施政成果与容易量化的数字链接，导致立意良善的社会企业发展政策，在标案等层层委外后，第一线执行上变成为了追逐KPI而目标错置的现象，我就听闻有部会要求第一年要办100场社会企业推广活动、第二年要办200场等，十分可惜。

透过政府资源而办了几场活动、辅导了几家社会企业等产出固然重要，但公部门更应该从中长程角度出发，去思考这些政策的效益，究竟提升了多少社会大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与参与程度？提升了多少社会企业创业者的存活率？这些需要投入长时间观察与分析的效益，更是民间组织较无资源去做的。
第三，建议新政府专注于“只有政府能做的事”，与民间组织们各有擅长，分头进击，打造公私部门协力的社会经济支持环境。

换言之，先盘点民间目前在服务／支持社会企业的各种中介组织，例如教育推广（如辅仁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社群交流（如亚太B型企业协会）、资金挹注（如活水社企投资开发）、能力建置（如社企流的育成计划）等，民间组织已经在做的事，政府就无须重复；期望做到的事，政府与民间可协调分工；无法做到的事，就是“只有政府能做的事”──如政策法规调适、闲置资产活化等。

举例而言，英国是公认在社会企业领域发展较成熟的国家，约7万家社会企业，雇用了将近100万名员工、生产总值也在英国年度GDP中占1.5%。英国在2008年通过《静止帐户资金投入社会建设法》（The Dormant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Accounts Act），将国内银行存款户中，属于静止帐户的闲置资金，集结为“大社会资本”（Big Society Capital），提供社会企业投资、贷款等财务支持；英国也于2012年通过《社会价值法》（Social Value Act），规定政府机构在选择采购对象时，须将采购对象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价值列入考量，期望以公共服务优先采购，支持社会企业发展。

更有像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这样的概念，被英国、美国政府所采用，由政府与民间金融机构合作，以改善某个社会问题作为标的，发行债券，向个人或组织进行募资，并成立相关机构改善该社会问题。经过一段履约时间后，若该社会问题的改善程度已达原先目标，则由政府支付经费给发行债券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再给付本金与利息给出资者，若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则政府将不必给付任何费用给投资者。

2010年，英国司法部与社会金融公司合作发行一档社会效益债券，从17位社会投资者募得500万英镑（相当于台币2亿4千万元），要在2014年时，将剑桥某地区受刑者的再犯率降低7.5%；2012年纽约市政府与高盛发行960万美金的社会效益债券，期望于4年内降低纽约市青少年重复入狱率10%，这些都是社会效益债券的先行范例。

既然社会企业是新趋势，政府在政策推动上也可以有新思维，无论是活化静止户资金、优先采购公共服务、或是设计社会效益债券，如何透过各种政策法规工具的再设计，来激发社会创新的能量，是我期望新政府能够投入更多时间去促成的。
只要多一些引导，我相信台湾公务员能被激发出的创新思维，不输其他国家。例如为何不举办邀请各部会公务员参与的黑客松，讨论欧美亚各国的社会创新政策在台湾推动的可行性？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每个领域的专业都需要累积，因此虽然已经与社会企业认识7年了，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有学不完的新知与能力，希望能借此篇文章打开更多思考与讨论。

常听人说，台湾的社会企业正处于萌芽阶段，我想也是在这个阶段，可塑性、灵活性是最高的，即将上任的新政府，如何建构一个开放、参与的服务体系，并与民间先行有年的教育、管理、投资等社企支持网络相互合作，让台湾得以展现多元灵活的社会企业型态、拥有益发健全的社会经济范畴，是我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实务工作者，对新政府最大的期许。

全文转载自报导者

延伸阅读：
培育1万个社会创业家、从育成到投资的十年经验谈：专访英国大社会资本执行长Cliff Prior
不让社会企业胎死腹中，社企流iLab结合大企业支持44位社企创业者

本图/文由“社企流”授权刊登，非经同意不得任意转载。
原文请见：给新政府：推动社会企业应摆脱KPI思维，做好“只有政府能做的事”

更多评论：草根影响力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