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玛利

是的。我就是感觉这四个字，孤魂野鬼。

今年12月初，我与《远见》副主编高宜凡、资深摄影赖永祥前往巴黎采访联合国气候高峰会。我们明明是媒体，但没有费工夫上网申请采访证，而是在会前好几个月，就开始跟民间组织“靠行”，希望“张罗”到NGO入场证。

是的，要用“张罗”来形容。因为今年想参加的人很多，一证难求。必须这么卑躬屈膝的采访，我心中一直很悲愤！

为何不申请采访证？因为申请也没用。2009年，联合国第15届气候高峰会在哥本哈根举行，我按照大会规定的申请手续，一关又一关顺利在网络上，使用中华民国护照与《远见》名义，成功登记到三张采访证。但当一行人抵达，按照规定把许可证印出来，到指定地点办理采访证时，谁想到柜台人员不认帐，冷冷地说：“你的护照不行”。

我一直跟对方理论，不断秀出我的许可认证，但他根本不理会，当场我很想学台湾奥客，一怒二闹三咆哮，外加“叫你们经理出来”。但有效吗？那里是各国元首即将抵达的地方，戒备森严，如果用台湾方法，大概要在警察局待几天吧！

当大批媒体在哥本哈根议场内采访时，我们只能守在外面当孤魂野鬼，当时我悲愤莫名，早知这样就不会启程前往。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位台湾教授，可用NGO名义进入大会，他帮电视台把小型录像机带进去，拍一些画面交差，令人啼笑皆非。

我无从了解，到底台湾从什么时候被气候高峰会剥夺采访权？我明明也参加过1997年在京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高峰会，那一次我用中华民国记者身分申请，取得跟全球媒体一样的采访资格。为什么后来就不行？

为地球，别剥夺台湾参与权

巴黎这一次，尽管我们用NGO名义进入大会，但也别高兴太早，因为那是NGO证，不能采访。许多重要活动只有持记者证的人才能进去。

有一天《远见》摄影带专业相机进入某会议厅拍照，一开始门口警卫没有太多盘查，但当进去的人愈来愈多，警卫就来了，发现他不是拿媒体证却用专业相机拍照，就凶悍粗鲁地把他赶出来，好像他是贼一样。想到这件事情至今我都很生气！

在会场内，每次看到可以容纳全球3000名记者的偌大记者工作区，就会感到无限惆怅，明明都是记者，但里面没有一席位子给台湾媒体。

台湾的官员感受应该更深吧。这一次，台湾由环保署长领军，经建、环境等单位都派员出席，但别的国家都是一个个谈判代表队，不管人口5万的小岛国、还是13亿的中国大陆，排排坐在195国席次上。但是台湾官员只能在外面收集资料、参加周边活动。在我看来，同样像孤魂野鬼。

台湾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前20大碳排国、人口跟五个北欧国加起来差不多，为什么被排除？国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大陆的打压。多么期盼，至少为了地球未来，台湾能不被剥夺参与权。

本期〈巴黎协定 关你什么事〉专题，就是在这么委屈的采访情形下，把会议怎么开、世界新游戏守则、台湾企业与人民该如何因应的重点带回。无论如何，巴黎峰会已揭示人类进入新的发展纪元，你不能不知道。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委屈自己，也要去采访的理由。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1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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