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过几天就是军人节，今年的军人节透露一些不寻常的氛围。因为年金改革议题引起的风波，向来静默的退伍和现役军人酝酿发动九三游行，以抗议年金改革影响他们应有的权益。

不只是军人，当前讨论的年金改革似乎多方不讨好，被改革的人一肚子怨气，提出改革的人满脑子怒气。到目前为止，年金改革议题似乎陷入僵局；但是又不得不进行。若继续在这种氛围下进行讨论，我们几乎可以预见，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不满意，社会对立情况日趋严重。

年金回归社会保险精神
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情况，但是年金改革所涉及的层面之广、专业之深，绝非短短数言可以论尽。因而，我们无法论及年金改革的专业范畴，但愿意从“伦理”角度省思这个重大议题。

首先要问，“年金”的含意为何？改革的目的何在？从设立目标来看，“年金”应该隐含“社会保险”的概念，而非“社会救济”。若为“保险”就意谓著其中有“使用者付费”的成分，因而，当许多人（包含一些政客）希望提高年金给付时，应该同时想到自付额的比例也应相对提高。如今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论述则是：政府应该提高年金给付额；但不能任意改变民众自付额比例。这是刻意讨好民粹；但实际不可行的政治操作。

另一方面，即便认同年金的社会保险概念，列为被改革讨论的对象仍有诸多不满，因为认为现今讨论的方向违背了政府早年对他们的承诺；亦即：他们认为站在“契约”的立场来看，政府可能严重违约，并因此牺牲他们的权益。

共同面对国家财政困难
酝酿发动九三游行者是持此想法，认为他们早年愿意投效军旅是因为招募他们的雇主，也就是政府给了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是在他们离开军中之后应该兑现的；如今雇主（政府）却想片面更改契约内容，因而引发许多怨气。

当然，雇主（政府）有执行契约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现实问题是：雇主本身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甚至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都感到有些困难。如此，就不得不检讨各种的财务负担，包括先前允诺的契约是否仍有能力执行。政府的财政问题更是千丝万缕，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检视与修正。单就年金问题来说，我们认为所涉及的各方应该从财富分配的伦理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从伦理思维检视年金议题，我们首先要提出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近年来，台湾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因而台湾的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再加上经济不景气，所以贫富的感受仿佛倒转，早年相对贫穷的军公教，如今变得相对富裕。

宏观角度检视财富集中问题
当然，在民主社会中，我们不能用政策手段让每个人都“均等”；但是我们的政策思维绝对应该想到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圣经中的“禧年”制度和“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十取所遗落的”伦理教训，都是避免财富过度集中，且照顾弱势的思维。

因而，在探讨年金议题时，我们认为主事者应该用更宏观的角度检视台湾财富集中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许多政策面和法规面的讨论，我们必须提醒，一个财富过度集中的社会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无法成为一个让人感到“确幸”的社会，这是执政者必须真诚面对的问题。

除了财富过度集中，我们在年金争论中还观察到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就是“民粹”激情的操纵已经模煳了理性讨论的空间。其实，这种现象在台湾的社会中屡见不显，但是此次年金议题涉及的范围既广又深，主事者和涉及的群体都应谨慎避免产生民粹的激情。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应该深思的方向为：在政府财政确实窘困的情况下，如何有条件地执行与特定群体的契约；另一方面，执政者必须关注真正弱势者的需要，不要让富有者割尽了田角，又以房接房、以地接地，让贫困者徒呼负负，引发没完没了的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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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请见：年金改革争论的伦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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