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人间剧场专栏   侯刚本 博士

日前本年度大学指考放榜，记有约莫四万七千余名考生登记分发，最低录取分数为38分，97%的录取率几近堪称通通有奖。由于连年受到少子化的冲击，造成今年创下缺额3488人，创八年新高；另有261个系组仍有缺额，七校缺额率逾5成，一一创下历年最新纪录，其中更有8校15系组录取人数“抱蛋”。也就是说，在一个大家通通可以念大学的台湾，美其名人人都可以领受高等教育的洗礼。然而，却也因著“考生渐少、录取率高、门槛降低、高校过剩”的结果，造成大学文凭贬值的同时，也同样年复一年地造就一批又一批，条件水准资质程度参差不齐的各地大专院校毕业生，在他们陆续一一踏出社会进入职场后，连带降低(甚至拉垮)各行各业基层人员的能力与素质。

以我的亲身观察，单以公务机关为例，话说最近愈来愈多年轻的基层公职人员，一来常常在叫名字填表格写(念)错别字，二来思考理路欠缺深度厚度，三来观察应变能力有待加强；由此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国家公仆的退步连带影响到整个国家机器运作上的衰退。倘若真是一叶知秋，不禁让人开始忧心：脑残社会是不是大学普及化，人人都有学校念以后，导致整体大学生平均素质全面下降的恶果？

当然，广设大学和脑残社会未必呈现正向对应关系，但是二者之间却隐隐存在著复杂与微妙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当“教学工作服务业化”后，整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也连带开始产生松动质变。端视学习端的部分，很多学生宁愿缴钱不来上课，为的只是用时间混得一纸文凭。反观教育端的部分，许多末段私校为了赚取学生的学费，枉顾教学品质放弃控管学生，只要有缴学费就轻易放水过关，长年上下交相贼以后的结果，造成这群轻松混得文凭的学生，出了社会进到各行各业以后，带来整体全面性的素质下降，工作品质也大打折扣。

我必须说，如果人人都有受教的权利，显然这当中回归到受教者身上，当事人本身也必须愿意让自己成为被教化的人之后，才有可能在教育的过程中，得到应得的磨塑与被造就。相对的，扮演教育者的另一端，也必须认定“教育是一份良心事业”的前提之下，善尽教化学生与控管学生的社会责任。如此教与授之间的正向能量循环，方为正派办学的理想正途。

不幸的是，如今眼下歪风世道，当学校变成了商店，学生变成了客户，而老师的位份却变成了矮客户一截的服务员时；搞到后来，老师在原本尊贵的教育职场上，也慢慢地失去了上天所赋予原有的权柄，沦为讨好学生的下人小丑。即或有些老师愿教愿管，但是却在少子化年代“(学生)一个都不能少”的“客户至上”变相制度中，任由学生向校方提出申诉恶告，老师便轻易遭到来自学校，不分青红皂白的列管予与处分。以我自己的教学经验过程中，我就曾经发生过如此这般的血淋淋真实案例。学生在“与校长有约”的场合，情绪化的指控我教学有问题。可笑的是，校方真的也就采纳了学生的意见列管了我。未料经过一年的时间检验，那年我的教学评鉴成绩全校名列前茅有目共睹；反倒是那个当初恶意控诉我的学生，他几乎都没来上课。至于如此“明察秋毫”的学校，随著合约期满，我也没打算有所眷恋与逗留。诺……，这就是台湾高教生态，末段劣质学店现象现场的其中一处，光怪日常的冰山一角。

“考生渐少、录取率高、门槛降低、高校过剩、教育工作服务业化……”；面对眼前当下“通通有奖的大学指考”诡异现象，行笔至此真心觉得，台湾的高教生态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

唉…….

图一：这就是当年学生在“与校长有约”控诉我，让我遭到被校方列管的证据

 

图二 & 图三：真金不怕火炼，那一年我的教学评鉴成绩仍旧全校排名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