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芳毓
6月初一个正午,三位私校老师走进台北旧城区的一栋大楼,“劳动部”三个烫金大字反射热辣的阳光,格外刺眼。离情依依的毕业季,老师们理应正陪著学生准备毕业典礼,他们却因学校违法不续聘,正等待第四次劳资裁决。
一年来,他们跑遍教育局、教育部、劳动部、法院,透过议员、立委陈情,甚至上书监察院;学校仍无视主管机关纠正,拒绝将他们复职。这是一群因私校董事贪赃枉法,而失去学生的老师。
私校贪赃枉法 令人咋舌
去年此时,担任导师的陈老师刚带学生结束国中会考。她写了一张单子,请家长决定退回没上完的辅导费,或继续上课。
当她把单子送到总务处要求退费,学校却挑出两张家长涂改过的单子,指她伪造文书,一状将年资25年的她告进法院;7月底再以“行为不检”为由不续聘,同一时间,却增聘了薪水仅1/3的代课老师。
跟陈老师同时不被续聘的教职员,共有六位。
另一位陈老师,长年卧床的父亲在5月过世,她忧郁症病发,半年请了17天假。学校片面将她从专任降为兼任,她不接受,丢了工作;年资33年的李主任,可能因为一再替同事出头,董事塞给她130万,请她提早退休。她拒绝后,竟收到存证信函,以“教学不力”为由解聘。
今年2月,检调搜索学校,发现校董侵占校产高达2亿7000万元,并在董事家中及学校搜出4000多万元现金。裁员的真正理由,终于水落石出。
“我们学校不是一直都这样的,”李主任当过18年人事主任,办学好的时候,还有家长来关说她让孩子入学;现在,却只能眼看服务了一辈子的学校由盛转衰,后被起之秀超越。
过去半年,私校弊案发生频率几乎是“每月一爆”,从国小到大学,校长卖假学历有之,董事掏空校产更司空见惯。
全国高级中等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秘秘书长黄文龙说,全台共211所私立高中职,他只接触北部十余所,投诉的“业务量”就超过180多所公立学校。
愈往南走,学生愈少,私校违法乱纪情事愈多。台南市43所高中职,五成以上私立,被视为私校“一级战区”。台南市教育产业公会理事长许又仁列出近年经手的11件陈情案,减薪、不续聘只是基本款;还有50岁以上教师续聘需校方同意、校长资格不符等,视法令为无物。
私立学校问题并非今年才有。1990至2000年间,私校为拚升格,买校地、建大楼,冲起第一波弊案高峰;至少16所私立大专院校曾陷入弊案疑云,董事会掏空金额小则数百万,大则上亿。少子化趋势下,不等于就要游走法律边缘。弊案频传,实导因于人谋不臧。
台湾首批私校成立于1960年代,校董多来自宗教团体、家族、企业,有认为私校有利可图、闻风而来的乌合之众,也有投入教育的有志之士。法律规定,私校须为公益性质的财团法人,第一代或许有心“捐资兴学”,但事隔50多年,第二、第三代无心经营,往往就走样成“投资兴学”。
今年5月的私校法修法公听会上,高教工会理事长刘梅君讲了一个小故事。她朋友在国外大学当董事,每年开董事会,董事们只关心一件事:“学校钱够不够?不够,就捐!”反观台湾某些私校董事,只捐一次钱,就把学校当“万年提款机”。
丢失初衷的私校,把私校当私企、董事变股东,最后校产变私产,也就不意外。
私校弊案三部曲 手法公开
私校违法有三部曲,先是五鬼搬运,接著裁员减薪,最后退场转型。在弊案登上媒体前,往往已在校内闷烧多年。
手法1〉五鬼搬运
最常见的手法是“低买高报”与“假捐款、真回扣”。
南部曾有一所学校打出“入学送iPad”,学校也编列采购预算,但学生收到的却是无牌平板电脑,每台价差高达2000元。以5000名学生来算,1000万元价差就转进了董事会和厂商口袋。
也有厂商先捐款给学校,再要学校高价采购产品;或厂商以回扣取得标案,再拿劣质商品充数。“收现金的项目最容易A钱,”一位前私校主任说,举凡制服、书包、营养午餐、毕业纪念册,只要另外收费的东西,都能收回扣。
去年爆发的云林私立大成商工营养午餐弊案,学生每人每餐缴50元餐费,学校却以35到45元向业者采购盒饭,每个盒饭业者还要再给校方4至9.5元回扣,扣除成本与利润,等于每餐只能用25到35元做出四菜一汤,品质可想而知。
但这还是小意思,最大的现金来源是辅导费,一个人一学期9600元,一个学校2000人,一学期就能收到2000万现金。弊案爆发时,检调常能从学校或校董家中搜出千万现金,往往就是这类费用。
此外,采购设备、新建校舍也油水丰厚。比如,学校盖中央厨房,经费明明是厂商出,董事会却另编800万预算盖厨房,这笔钱就进了董事会;又或学校花100万买新餐车,启用典礼后就不见了,换成一台旧车,会计师盘点时才又出现,偷天换日手法层出不穷。
因为设备价格落差大,会计师难以比价,难查出不法证据。
由于私校支付财务,要主计、出纳和校长三人用印;董事要做不当支出,就得跟校长勾结,内神通外鬼。弊案爆发时,触法的不只是校董,往往还牵涉校长、行政。
立委王定宇就看过一群董事,将南部一所中学吃干抹净后,又透过董事席次买卖,试图渗透进另一所中学重演掏空戏码。“有良心的办学,没良心的吸血!”他气得大骂。
手法2〉裁员减薪
少子化私校竞争激烈,无心经营的私校,生员自然减少;加上经费九成来自学费,立即造成财源紧绷;樽节支出的大刀,往往第一刀就挥向占总预算七、八成的教职员薪资。
最常见的是要老师当“业务员”,少拉一个新生,薪水减1000元;或是不发年终奖金,研究费打七折、打五折,甚至扣本薪;南部更传出大学教授薪水只剩3万,比大学毕业生还少。
“当年高职转型的完全中学,十个有九个老师薪资被打折,”启英高中董事长吴庆堂观察。
面对种种压榨,教职员为保住饭碗,只得忍气吞声;直到招生愈来愈差、薪水愈扣愈多,甚至被逼退,才转而向外界求助。
许又仁最近接到一个离谱的案子。嘉义一所私校为逼退资深教师,竟要求18多位学生亲笔写下证词,指控老师体罚、批评学校等。学生向家长抱怨,事情才传开。然而,一旦弊案见报,学校等于被判死刑。
景文高中校长许胜哲回忆,景文国中部一年级曾高达10班、450人,还有父母彻夜在校门口排队候补;但2000年掏空案爆发后,当年新生立刻遽减至46人,距离灭校只有一班之遥。
手法3〉退场转型
当校产被掏空、学生都走光,恶质董事会还剩最后一招:退场转型。1990年代,教育部为鼓励私校升格,将国有地贱卖给私校,有些山坡地一坪甚至只要75元,比一碗牛肉面还便宜。部分学校大肆收购后,再申请校地变更,将多余土地变成别墅、渡假村,暴利令人咋舌
土地价差,使得市区与偏乡出现不同掏空形式。王定宇分析,中南部土地价值低,只要学校还在,就能继续领政府补助,恶职校董就会慢慢“吸血”;若土地价值高,校董就会快速掏空,不将政府补助和学费用来增聘师资和购买设备,却一股脑儿投入盖大楼,准备退场转型。“为什么偏乡高中职每年补助这么多,教育品质还是拉不起来?因为钱都挪做他用!”他一语道破。
而主管机关也配合演出,在2011年修改私校法,学校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可依学校捐助章程自行决定运用方式。
此举无疑替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董事会解套。去年,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统计,全台107间私立大专院校,至少有16家解散后不打算将校产回归公共教育,不是捐给私人财团法人,就是校董会“决议为之”,使累积数十年的政府补助与学生学费,买下的校产,落入私人口袋。
例如,2014年停招的屏东永达技术学院,预计将总值超过15亿的土地、建物等校产,转型为社福机构。两年过去,学校财团法人的净资产已减少1.7亿元,高教工会直指此举“假退场、真掏空”。
把学校办垮,得利一次,退场,又获利一次,“退场制度是处罚良善兴学的人,图利掏空的人,”王定宇痛斥。
掏空校产 更掏空人力品质
要解决私校问题,先要解开校董、民代与主管机关三方的权力网络。“几乎每个私校都有门神,或在地方议会,或在立法院,”立委张廖万坚语出惊人。曾有老师反映,学校董事会没有会议纪录,教育部发文查询,立刻就接到立委的“关心”电话。
此外,教育是封闭体系,当部属、学弟遇上长官和学长,难免要礼让三分。许多私校看准这一点,请退休官员当“门神”,使主管机关念在故旧,无法公正执法;甚至放水,替自己退休后去私校任职“铺路”。
“私校问题关键在政府,该监督的不监督,结果‘有关系’的变成‘没关系’,”新北市南山高中校长王继光苦笑。
台湾私立高中职与私立大学的学生就占七成,私校掏空的不只是校产,更是台湾的人力品质,私校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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