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玛利

为了筹备《远见》创刊30周年系列报导，近几个月我与采访团队陆续走访日本、硅谷与波士顿。

上一期我写了〈欢迎来到奇点（Singularity）时代〉一文，指出近几年来各种新创科技如物联网、大数据、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持续加速，终有一天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工作与生活，而这一天已经近了。日本第二沃尓沃、软件银行集团董事长孙正义甚至觉得，这一天将在两年后的2018年发生。

但从最近全球重大事件发展，我发现这样的巨变恐怕都没被政治人物关注。当政治人物还是用传统选票思惟来治理国家时，恐怕已违反了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

这个大势所趋是，此刻虽然全球不景气，不代表全球财富创造就下降了。当《远见》在波士顿专访《第二次机器时代》作者、MIT史隆管理学院教授艾瑞克．布林忧夫森（Eric Brynjolfsson）时，那天早上，他才刚读到一份资料，说明美国此刻是有纪录以来创造最多财富的时刻，但同时，美国人中位数薪资，却停留在1990年代，甚至还可能下降。

他的研究发现，工业革命后，只要人类财富有增加，多数人均能雨露均霑。但过去20年却已经没有这样的守则，而是财富往少数人集中。造成这样分配不均的主因，绝对不能简化为少数政治人物或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拥有科技与知识能量的人，比以往加速主宰世界的发展，成为赢家，而有一大半人没有赶上潮流，就成为输家。

也因为许多人并未分到经济成长的好处，导致目前全球兴起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浪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会黑马窜出，或英国脱欧公投获胜，都是靠著至少有一大半被甩在经济成长后头的人的怒吼。

解决分配不均，不能诉诸民粹

回头看台湾政局，为了得到没享受到经济利益人的选票，过去20年来，每选举一次，照顾农民、劳工、弱势、青年等社会福利支出就上升一次，目前已占台湾财政支出1∕3以上，大大排挤重大建设。结果饼没有扩大，大家只想著怎么分配。

近几年来劳资对立，也是在这样背景下发生的。而企业家是少数，一般民众是多数，会影响政策的，当然是拥有选票的多数人。难怪郭台铭在6月22日鸿海股东会上有很多牢骚，包括“自己虽然是重要纳税人，但又能如何？现在选举人比纳税人重要”。

虽然“没有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是多数国家的普世价值，但解决分配不均之道如果只是诉诸选票民粹，却让有机会创造大饼的企业与个人发展受挫，恐怕绝非对症下药。

英国脱欧通过后，不少伦敦年轻人嘶吼，“老人偷走我们的未来”，许多财经专家也解读，这虽是弱势者反扑，但让英国经济变得更差，受害最重的，可能也会是这群投票赞成脱欧的人。

负责的政治人物应该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并提出正确解方，而非一味讨好选票，输掉我们的未来。《远见》访问这么多专家，大家提出的解决之道，不外乎尽快改变教育体制，普及电脑教学，让科技成为最重要的通识教育、鼓励创业等。本期越洋报导硅谷，那里没有不景气，年轻人起薪12万美元，它的发展影响全世界，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7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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