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少青

关于长城，我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学时候，大概是初一初二的样子，参加一个学校团委组织的知识竞赛，有必答抢答的那种。有一道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什么”，我脱口而出“长城”。错，正确答案是“国旗国徽和国歌。当然，我所在的队伍也因此失败。

可见，在中国人的文化中，长城是一个多么渗入骨髓的概念。

我家离长城并不远，不过几十公里。所以，我对长城的认识也是看得见摸得著的。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参与组织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也专门带著我所负责的广东代表团去了八达岭。“不到长城非好汉”嘛，那些南方来的同学们见到长城、登上长城时的喜形于色，我依然历历在目。

这就是长城，因其太过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只横贯中国的地理版图，也蜿蜒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2013年的某一天，我接到纪录电影《长城》总制片人胡老师的电话，邀请我加入这个摄制组。我突然意识到，长城之于我，是可以发生一个超越普通人的亲密关系了，心中不免窃喜。

我的窃喜来自两方面的私心，一是可以和一帮纪录片大牛共事，参与一个大牛作品的创作；二是可以离长城更近，可以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道穿越历史的高墙。

两年来，我一步步印证著自己的初衷。我看到了一个创作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团队，剧本的反复推敲、史实的反复求证、镜头的精心设计、拍摄的紧张有序。我也看到了一个敢于吃苦、苦中求乐的团队，为了一个期待中的镜头，他们可以在山上苦等数日；为了拍到期待中的雪景，他们可以在春节假期迅速集结，顶风冒雪投入拍摄；很多拍摄地人迹罕至，他们风餐露宿、不辞劳苦。

《长城》摄制组还有一点让我钦佩与感动，那就是他们对文物的尊重与对环境的保护。所有的拍摄，他们都以确保文物不受伤害为第一原则。同时，摄制组每到一处都会备好垃圾袋，拍摄完成，所有的工作耗材、生活垃圾，一定要清理干净随车带走。“带走的只有影像，留下的绝无垃圾”。长城，是每个人心中的图腾；《长城》也是每个摄制组成员心中的图腾。

《长城》包括一部记录电影《长城记》和一套电视纪录片《长城传》，创作的道路是艰辛的，也充满著乐趣与成就感。感谢这个团队，可以让我和你们一起成长。因了长城，大家走到了一起；因了你们，《长城》一定是影视作品里的又一座“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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