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怡静
好莱坞女星安海瑟威在银幕上扮相万千，在现实生活的角色之一则是孩子的母亲。她以联合国亲善大使身分，指出现行职场产假、育婴假政策，不仅是加深女性刻板印象，更局限男性的选择机会。
11年前，她是《穿著Prada的恶魔》里，吃苦耐劳的小秘书；两年前的《高年级实习生》里，她升级当恶魔，扮演认真打拼，家庭、事业两头烧的时尚网站女老板。
一年前怀孕生子后，好莱坞甜心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的人生角色也日益精彩多元。
今年国际妇女节，她穿著一袭亮丽大红洋装，以联合国亲善大使的身分，站上纽约总部讲台发表演说，为女性也为男性发声。
“当妈以后，产假政策对我有了不同的意义，”她从亲身体验出发，呼吁全球政府、企业和机构，调整现有的产假制度，给予两性平等的有薪产假和育婴假，“创造一个女性和男性都不会因为想当父母，而受到经济惩罚的世界。”
以下是演说的重点整理：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演员生涯。当年，只要母亲没空开车带我去曼哈顿参加试镜，我就从新泽西州的郊区，坐火车去找父亲。他会暂时放下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过来接我去试镜。我们相约在纽约宾州车站上层站台的到站与离站看板下碰面，再一起搭地铁。
从地铁走上来的时候，父亲会问我，“北方在哪里？”起初，我常常搞不清楚，后来因为试镜机会增加，父亲每次都问我“北方在哪里？”慢慢地，我愈来愈清楚，如何找到北方。
昨天搭机来纽约时，这段记忆再度浮现我心中。让我感触良深的，不仅是从那以后，我的人生转变有多大，还有当年那个小教诲，现在想起来多么有意义。父亲在我小时候，帮我培养了方向感，如今，我很信赖自己行走于空间的能力──因为父亲，让我创建了面对这个世界的自信。
去年3月，我第一次当妈妈。抱著才1周大的儿子，是种难以形容的体验，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优先级开始改变。就像许多父母亲一样，我感到困惑，不晓得要如何在热爱的工作与当妈的新角色之间，找到平衡。
然后，我想起了美国的产假政策。目前，美国女性享有12周的法定无薪产假，而美国男性没有任何陪产假或育婴假。
当我刚生完1周，还不太能走路；当我正要开始接纳一个完全依赖我和我先生的小人儿；当我有许多事情必须靠我先生支持；当我们两人必须重新学习对于家庭、关系的定义时，这样的产假政策，对我有了不同的意义。
跟美国每个家长一样，我和先生都应该在3个月之内“恢复正常”，而且这期间没有收入。我开始思考，“如果怀孕的后果，是家里多出一个人要养，而大部份的美国人都得靠薪水度日，那麽，12个星期的无薪假在经济上可行吗？”
真相是，对许多人来说根本不可行。每4个美国女性，就有1人在分娩后2周就回去工作，因为她们负担不起更多没有收入的休假。而且，即使是那些有足够经济能力休完12周产假的女性，通常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会带来所谓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母亲的角色，常让她们被认为较无法专注在工作上，晋升和其他的发展机会也因此受影响。
以我家为例，当年我的母亲不得不在她的职业和3个孩子之间，做出选择，而她选择成为一个没有薪水又不受重视的家庭主妇，因为我家的状况无法支持她两者兼顾。父亲带我去纽约试镜的记忆非常特别，也是因为他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常常要工作，所以我们几个小孩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总是有限。
鼓励男性扮演照顾者
带薪育婴假的议题，让我看到了一体两面：一是女性在追求充分平等和赋权的路上，依旧阻碍重重；另方面，我们也需要重新定义、甚至“去污名化”男性照顾者的角色。换句话说，为了解放女性，我们也需要解放男性。
妇女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家人的假设，是一种顽固而真实的刻板印象，不仅歧视女性，也限制了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参与，这种限制会对他们和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明知如此，为什么还要继续低估父亲的角色，并且加重母亲的负担呢？
实施带薪育婴假的意义，不在于休假，而是给予员工自由，去定义他们的角色、选择如何运用时间，并在行为上创建新的正循环。许多提供带薪育婴假的企业都说，他们因此改善了员工留住率，减少了旷职和培训成本，还提高了生产力和士气。
事实上，瑞典的一项研究显示，父亲如果请育婴假，每休1个月，母亲的未来收入就可增加6.7％，等于全家多出了6.7％的经济自由。
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支持下，我要向全球的国家、企业和机构提出行动呼吁，请你们成为带薪育婴假的拥护者。让我们以身作则，创造一个女性和男性都不会因为想当父母，而受到经济惩罚的世界。…（完整报导，请见《天下杂志》第61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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